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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艺茶道

茶道精神的形成
    至唐代中期,我国的品茗艺术已经形成并臻于成熟,因此茶道精神也正式产生。作为标志性的著作就是陆羽的《茶经》。《奔赋》对陆羽影响甚大,《茶经》中有关用水、茶具、汤华等章节就多次引用《舜赋》的文字。因此《拜赋》的“调神和内”思想对陆羽定会产生影响。陆羽在(茶经)中多处流露他的道德思想,如在设计风炉时,要在炉之窗上铸“伊公羹,陆氏茶”字样,自比商代宰相伊尹帮助商汤治国一样来推行饮茶之道的理想抱负。并在(茶经·一之源)中指出:“茶之为用,味至寒,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意思是茶作为饮料,最适合于品行端正、有勤俭美德的人饮用。
    也就是说,善于饮茶的人应该具有“精行俭德”的品行。这“精行俭德”四字可视为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提倡的茶道精神,将品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,陆羽是第一人。只是陆羽《茶经》中没有明确提出“茶道”的概念。庸代的茶人都是一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,他们在品茗之时,除了讲究欣赏茶汤的色、香、味、形之外,也经常追求诗化的意境和竹理上的启示。如:洁性不可污,为饮涤尘烦。(韦应物:《喜因中茶生》)流华净肌骨,硫渝涤心源。(技真抑:《五言月夜吸茶联句》)尘心洗尽兴难尽。(钱起:《与赵苔茶宴》)更觉鹤心通杳冥。(温庭药:《西岭道士茶歌》)一既解却山中醉.便觉身轻欲上天。(崔道融:《谢朱常侍寄脱蜀茶剡纸二首》)夹得心神便漪鹤。(郑谷:《宗人惠四药》) 乃知高洁情.摆落区中缘。(孟郊:《题陆鸿渐上烧祈开山舍》) 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,唐代文人在品茗之时,已远远超越一般感官上的享受,而是提升到精神世界的高度,想达到“涤尘烦”“涤心源”“洗尘心”“爽心神”“欲上天”“通杳冥”的境界,追求超凡脱俗的心灵净化,是地道的“灵魂之饮”。达此境界,自然要生发真正意义上的茶道精神了。
    于是,便真正产生了’‘茶道”概念。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唐代著名诗僧也是著名的茶人皎然和尚。皎然是浙江湖州人,为晋代大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。他出身儒学世家,自幼发愤苦读,博览群书。中年以后曾热衷神仙道术,后饭依佛门,在杭州灵隐寺出家,专心于禅宗。后居湖州抒山妙喜寺,精通诗词,热爱茶事。皎然比陆羽大十几岁,当陆羽流落湖州时,得到他的帮助和扶持,才能在湖州立足并安居下来,最后写出了《茶经》一书。仅此一项,皎然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就不小。皎然对茶李很熟悉,写了很多茶诗,其中最为著名的是《饮茶歌·消崔石使君》:越人遗我刘澳茗,采得金芽亚金燕。素瓷雪色漂沫香,何似诸仙琼蕊装。一饮涤昏寐,情思期夹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,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世英知,世人饮酒徒自欺。愁看毕卓瓮间夜,笑向陶潜蔑下时。崔侯吸之意不已,狂歌一曲惊人耳。孰知茶道全尔真,帷有丹丘得如此。此诗在茶文化史上的贡献有二:一是首次将品茗划分了三个层次:涤昏寐、清我神、便得道。第一个层次是提神、去睡,这在许多茶诗中都有提及。陆羽在《茶经·六之饮》中也指出:“至若救渴.饮之以浆。阁优忿,饮之以洒。荡昏寐,饮之以茶。”皎然的贡献是品茗时没有停留在低层次的“涤昏寐”,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:清我神、便得道,这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概括。尤其是“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”。指的是通过品茗最后获得人生处世之道,这是真正的品茗悟道,达此境界,自然人生的一切烦恼愁苦都烟消云散,心中不留芥蒂。皎然对.'u茗艺术的概括,层次分明,由生理至心理最后达到精神领域的感悟,既明确又准确,对世人理解品茗艺术的实质很有启发。二是皎然在诗中正式提出“茶道”的概念,“孰知茶道全尔真,惟有丹丘得如此”,是说一般人不容易了解“茶道”的真正内涵,只有神仙(丹丘子)才能做得到。皎然在诗中出现的“茶道”,指的就是“三饮便得道”中的品茗悟道,与现代茶文化学界学者们对“茶道”一词的界定较为接近,也比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所谓“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更为明确,更富哲理意蕴。“茶道”概念的产生,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,它表明中国不但是茶树的起源地,品茗艺术的发源地,也是茶道的诞生地,并几早在1200年前的唐代就已形成,实在是值得我们全体茶人引以为荣的事悄。在皎然之后,虽然也有人使用“茶道”一词,如封演的(封氏闻见记》中提到:“有常伯熊者,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,于是茶道大行,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”但这里的“茶道”指的是属于技术层面上的煮茶之道,与皎然的“茶道”不同,并非是现代茶文化学上所说的具有析理意义的“茶道”。此后,唐代茶人未再使用“茶道”一词,但在诗文中却时有涉及茶道精神的内容。
    如大约与陆羽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裴坟在《茶述》一书的序言中谈论茶之功效时,指出:“茶,起于东晋,盛于今朝。其性精清,其味浩洁,其用涤烦,其功致和。参百品而不混,越众饮而独高。烹之燕水,和以虎形,人人服之,永永不厌。得之则安,不得则病。” 裴坟所说的“其性精清.其味浩洁,其用涤烦,其功致和”,都是侧重于饮茶的社会功能,与皎然的“再饮”“三饮”大体接近,均属于今天所谓“茶道”范畴,虽然他没使用“茶道”一词,但他所说的“其性精清”与皎然的“再饮清我神,忽如飞雨洒轻尘”,“其用涤烦”与皎然的“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”等大体接近。他还指出茶之性“清”,茶之功“和”,也揭示了“茶道”精神的重要部分,还是很有意义的。在陆羽身后涉及茶道精神的诗人有卢全。他在著名的茶诗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生动地描绘了品茶的七个层次:一碗喉响润,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,推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帷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“一碗喉吻润”是指饮茶解渴,属于生理r的满足,其余都是属于心理上的感受。“两碗”“三碗”大体与皎然的“再饮”相当。“四碗”已经破除了烦恼,接近于皎然的“三饮”,五、六、七碗则已经是明心悟道,飘飘欲仙了。虽然都是一些具有夸张色彩的文学语言,却与皎然的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,将唐代的品茗之道升华到一个更高层次,丰富、深化了茶道精神的内涵。
    能够从理性角度对茶道精神进行概括的是晚唐时期的刘贞亮。他将茶道精神称为茶德,即茶踢于人们的功德。据说他撰有论述茶德的文章,其中论述了茶的十大功德,故被称为“茶十德”,以茶散闷气,以茶驭腥气,以茶养生气,以茶除扮气,以茶利礼仁,以茶表敬意,以茶尝滋味,以茶养身体,以茶可推心,以茶可行道。文中所说的“散闷气”“驭腥气”“养生气”“除病气”“尝滋味”“养身体”六方面是属于茶对人们生理上的功德,而“利礼仁,’“表敬意”“可雅志(心)”“可行道”四项则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。这里所说的“可行”之“道”,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,即认为饮茶的功德之一就是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。“可雅志(心)”是指饮茶可以修身养性,陶冶个人情操;“表敬意”是指以茶敬客,可以协调人际关系;“利礼仁”是饮茶有利于道德教育,可以净化社会风气。这是以明确的理性语言将茶道的社会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,可视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。由此可见,到了唐代,我国的茶道精神确实已经形成并臻于成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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